一战那会儿，欧洲大国忙着打仗，顾不上亚洲这边。日本瞅准机会，变本加厉地欺负中国，把咱们的国家主权都给祸害了。看到这种情况，老百姓们都气炸了，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反对日本，反日的声音一天比一天大。
1919年1月，打赢了一战的英国、法国、美国、日本和意大利等国聚在巴黎开会。这场会议毫无公平正义可言，完全是强权说了算。他们根本没问过我们的意见，就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直接给了日本。
中国虽然作为战胜国加入了对抗德国的阵营，但这个结果却让人感到无比失望和遗憾。然而，当时的北洋政府却打算接受这一局面。
这次会议再次证明了一个铁律：实力不够，说话就没人听。所谓的"正义必胜"，从头到尾都只是听起来美好却永远实现不了的幻想。
面对外界的羞辱，北洋政府采取了忍气吞声的态度，但众多热血青年坚持正义，绝不妥协。
1919年5月4日，北京的学生们集体停课抗议，紧接着天津、上海、广州、南京、杭州、武汉、济南的学生们也纷纷加入。随后，普通百姓、城市居民以及商界人士等社会各界都积极参与其中，共同发起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行动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五四运动”。
不管做什么运动，都得先有明确的思想指引，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观念，正是这场变革的核心思想动力。
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，如果你问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最爱看哪本刊物，他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：《新青年》。
要是再问他们最崇拜的人是谁，他们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说出胡适和陈独秀这两个名字。当年毛主席被问到这个问题时，也是这样回答的。
毛主席比胡适年轻两岁，曾经自称是胡适的学生。不过新中国成立后，胡适移居到了台湾。
他在台湾看到毛主席新出的《蝶恋花》后，马上就开始挑刺，说整首词没有一句说得通。
胡适，别名适之，老家在安徽绩溪，但他是在江苏川沙出生的。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界、文学界和哲学界的代表人物。
胡传是胡适的父亲，曾在台湾担任台东直隶州的知州。后来因为乙未战争的爆发，他不得不离开台湾。可能受父亲的影响，胡适对台湾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。至于他后来选择离开大陆，是否与这份情感有关，这就不得而知了。
1910年，胡适成功获得了庚子赔款第二期的赴美留学资格，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农业。然而，这个专业并不是他真正感兴趣的领域，因此他最终决定转向文科学习。
1914年，他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，拜在著名学者约翰·杜威门下。经过三年的深造，他完成学业回到中国。此后，他先后担任了北京大学教授、北大文学院院长、辅仁大学教授、中国驻美国大使、北京大学校长、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及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等重要职务。
胡适从国外回来以后，大力推动文学变革，逐渐成长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带头人。
毛主席在湖南读师范时，胡适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。胡适因为大力推广白话文和推动文学改革，一下子成了当时学术界的红人，名声大噪。
毛主席从湖南来到北京后，在北大图书馆找到了一份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工作，正是在那里，他结识了北大最年轻的革新派教授。
在担任图书管理员的日子里，毛主席始终保持着学习的热情，他常常挤出时间去听胡适的讲座。因此，在知识和思想的传授上，毛主席一直视胡适为自己的导师。
创新思维往往在交流中产生，毛主席当年也曾通过杨怀中的引荐，专程前去拜访胡适。
两人经常交流新观点，共同钻研学术。胡适口若悬河的讲解让毛泽东获益良多，这段时期里，毛泽东对胡适充满敬佩与推崇之情。
时代在不断变化，我们的思维方式也要跟着调整。面对大环境的冲击，有些人选择主动适应、积极行动，而另一些人则停滞不前、固守旧观念。
毛泽东代表的是前一种立场，而胡适则属于后一种类型。
在过去的年代里，人们都在艰难地生活着，但前方的道路对谁来说都是一片模糊。就连胡适这样的人物也没能看透，他一生都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其实是新中国发展的正确方向，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也持反对态度。
毛主席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这条道路，并最终引领中国人民走向了胜利的康庄大道。
当毛泽东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时，胡适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。他专门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，试图“劝说”他停止武装斗争。
毛主席对中国的情况看得非常透彻，他清楚地认识到这条路绝对不能丢，如果放弃了，中国就会失去前途。因此，他没有也不会接受胡适的建议，这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件好事。
胡适的劝告让毛主席对他彻底失去了期待，原本的敬佩之情也逐渐转为失落，不过毛主席始终没有对胡适产生真正的敌意。
在蒋介石败退台湾之际，毛泽东曾试图最后挽留胡适。他托人向胡适传达消息，表示只要胡适愿意留下，就可以任命他为北京图书馆的馆长。
胡适直接说不愿意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大陆对胡适进行了大规模批判，但毛主席对他的评价却相当客观。毛主席是这样说的：
胡适这家伙真是够倔的，我们找了不少人给他传话，劝他回国，可他就是不回来，也不知道他图个啥。批评他的时候，当然不会说什么好听的，但说句公道话，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，这点不能全盘否定，得客观看待。等到21世纪，再给他正名也不迟。
面对大陆方面的指责，胡适反而认为这是在变相地抬高他的地位和扩大他的影响力。然而，当他在台湾读到毛主席新发表的诗词时，却毫不客气地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，进行了尖锐的批评。
胡适在这件事上表现得相当固执，缺乏应有的包容心。特别是对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这首词，他更是毫无保留地给予了全面否定。
这首词说的是下面这些事：
我失去了心爱的杨树，你失去了钟情的柳枝，它们轻盈地飘升，直达九重天际。
我向吴刚打听他有什么好东西，他立刻端出了香气扑鼻的桂花酒。
孤独的月宫仙子挥动宽大衣袖，在无垠天际为英灵献上舞姿。
突然传来人间已经降服猛虎的消息，瞬间泪水如暴雨般倾泻而下。
对我们这些热爱诗词的现代读者而言，这首诗情感真挚动人，创作手法别具一格。它将现实与理想完美融合，通过神话传说的运用，打造出一个既神奇又美好的艺术天地。
后来的文学大师们对这首词推崇备至，它在文学界的影响力不容小觑，堪称重要之作。
然而，当胡适在台湾读到大陆新发行的毛泽东诗词时，他感到非常愤怒，当天晚上就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：
我看到大陆一家叫文物出版社出的毛泽东《诗词十九首》，总共才九页，内容真是让人起鸡皮疙瘩！尤其是最后那首《蝶恋花》，被全国的文人吹得天花乱坠，可实际上每句话都说不通。
胡适对毛主席的白话文水平评价很高。唐德刚在《胡适口述自传》里提到：
胡先生曾跟我说，在共产党里，毛泽东的白话文写得最棒。而毛泽东之所以能写得这么好，恰恰是因为他没有完全按照他老师的建议来写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胡适之所以对毛主席的诗词评价不高，很可能是因为他一生都推崇新文化运动。在他看来，古典诗词可能已经过时了，就算写得再好，也应该被彻底抛弃，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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